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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權力與王座》導讀:充滿激情的中古歐洲,與虛無主義盛行的現代社會,誰才是「黑暗時代」?

时间:2024-05-03 21:18:08 来源:网络整理编辑:休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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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:李若庸(臺北大學歷史學系教授)

【導讀】催生璀璨文明的權力情「黑暗時代」?

二○○九年,瘟疫蔓延前的與王與虛義盛夏天,我在倫敦。座導中古一個大英圖書館休館的讀充週日,我信步到人潮洶湧的滿激泰晤士河畔閒逛。走到聖保羅大教堂附近時,歐洲自然地隨著熙攘的無主觀光客進入參觀。週日的行的現代禮拜正在進行,紅龍柱隔開了前方的社會誰才時代禮拜區與後方的遊客區。我靜靜地站在「封鎖線」的黑暗後方觀看著週日禮拜的進行。身著聖袍的權力情年輕牧師正在講話。他向臺下空曠的與王與虛義盛座位區中明顯有些年紀的教眾說明,教堂剛剛完成了哪項工作,座導中古又,讀充某某弟兄已經被派往某地服務云云。滿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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話落,牧師對著臺下十指可數的信眾以及空蕩的座位,以清朗聲音說道:「讓我們一起為遙遠的阿富汗哭泣的孩子們禱告……。」屆時,前方輕柔的祈禱聲與圍欄後方如織遊客頻繁進出所發出的窸窣聲,形成鮮明的對比。這是二十一世紀初歐洲大教堂的禮拜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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隧道終見光明?關於黑暗中世紀的迷思

關於歐洲的中世紀,什麼時候陷入黑暗的?當盎格魯撒克遜的肯特國王埃塞爾伯特(King Æthelberht of Kent,五六○至六一六年在位)在六○四年興建最初的聖保羅大教堂時,他不知道自己正身處於「黑暗的時代」。是十九世紀的瑞士史家布克哈特(Jacob Burckhardt,一八一八至一八九七年)告訴了我們這個「事實」:他在《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》(Die Cultur der Renaissance in Italien)這本書中「發現」了文藝復興時代,這個具備寫實主義(realism)、世俗主義(secularism),以及個人主義(individualism)特質的時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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歐洲在這個新的時代重新「發現世界」、「發現人」。「回歸自然」是理解世界的指路標。因此,達文西如是說,「畫家是一切看得見的自然景物的模仿者」,「愈接近『模仿的東西』就是最好。」「回歸自然」展現在寫實主義上,而「發掘人性」便落實在「人文主義」的追求上。文藝復興是人類邁向理性、科學、進步等現代性的開始。

和文藝復興概念同時誕生的「攣生兄弟」是中世紀,它尷尬地處在上古黃金歲月與理性啟蒙新時代的「中間」。希臘人「發明」了歐洲的哲學、歷史與戲劇,而文藝復興是這個輝煌時代的再生(rebirth)。相形之下,夾帶在兩個耀眼年代中間的「小兄弟」中世紀,就只能識趣地隱身進歷史的陰暗幕後。

什麼是中世紀?

然而,什麼是中世紀?將一個時代定義為過渡是抹去它的主體性;就像每一個孩子都有他的人格,每個時代亦然。且讓我們將布克哈特暫放一邊,借用另一位大師,荷蘭史家約翰.赫伊津哈(Johan Huizinga,一八七二至一九四五年)的濾鏡,再一次審視這個「神祕」的世紀。

於是我們看到,那是一個滿是「滋味」的年代,不僅出生、死亡、婚禮充滿著意義,就連旅行、訪友都具有儀式性的地位。快樂或痛苦如此地敏感且強烈,生命充滿著熱情與渴望。生活在物質橫流的今日的我們難以想像,一件毛皮外衣、爐上的一盆火、柔軟的床鋪(而不是冰冷的石板地)、一杯及時的葡萄酒,都可以為人帶來極大的歡愉與感動。

那是一個集體主義的年代,一個注重封建價值,相信忠誠(fidelity)與夥伴關係 (fellowship)的時代。家族與黨派的認同超越國家。人們透過家徽、制服(livery)來辨識所屬的團體。它創造出了尋不著個人恩怨的「族際仇殺」,編寫出令後世永遠哀嘆的羅蜜歐與茱麗葉悲劇。那時代的人們看不清「自我」,但那融化進入團體中的「小我」充滿著認同與歸屬感。

那是一個對「正義」深信不移的時代。它不信仰多元包容,不承認相對主義。「對」(right)就是正確,就是永恆。善惡到頭終有報,上帝是最終的公正審判者。這是一個有明確價值體系與生存意義的時代。只要服膺上帝所設計的封建社會中分派給你的位置,勤勤懇懇、踏踏實實,那麼在生命終結的時刻便能充滿信心、肯定地說,我將「永歇主懷」。

那是一個無助的時代,面對災厄,人類「無力勝天」;但那也是一個虔誠的時代,「求人」無效那就「求天」吧。於是,祈福的遊行隊伍總是綿延不絕。一四一二年,為了祈願國王在雅文邑(Armagnacs)的戰事順利,巴黎城每日都有祈福請願,自五月一直延續到七月,各種行會、各級團體連番接力。

巴黎市民這樣感歎:「這是自人們有記憶以來,最感人的遊行。」人們或圍觀,或加入,「虔誠地哭泣、流下眼淚,滿是誠心。」所有人都赤著足、齋戒,從高等法院的法官到一般的市井小民。有能力的人手持火把或小蠟燭,小小孩也加入祈願的隊伍。住在城外的窮人不畏路程趕赴「盛會」,即使遊行的日子幾乎每天都下著傾盆大雨。

那是一個充滿激情的年代。少了文字的媒介,卻充滿著口語的魅力。一四二九年,方濟會的理察修士在巴黎的聖潔無辜者公墓(Holy Innocents' Cemetery)展開為期十天的布道會。講演從凌晨五點開始一直持續到十點或十一點,中間沒有停頓休息。當第十場演說即將結束時,理察告訴下面的聽眾:這是最後一場了,因為布道許可只到今日。頓時,大大小小的啜泣聲音此起彼落,既是動人又是悲痛,「彷彿人們正見證他們的摯友被埋入土中。」